把手放在喉部，感受喉咙的震颤，努力挤出气流，发出一声“好听”。他的声音嘶哑难辨，实在称不上悦耳，像动物发出的哀鸣。

这是男主角小马唯一的一句台词，也是全片情感浓度最高的时刻。当我们失去听觉，该从何了解这世界的动听之处？当我们失去说话的能力，又该如何表达对生活的眷恋？电影《不说话的爱》讲述的是听障人士的生存状况和情感世界，通过小马和女儿木木的生活，呈现听障人士的苦与乐，痛与爱。

拍聋人群体的故事，视角的选取决定影片成败。如果从小马的视角去讲述，面对听人占大多数的观影受众，容易有“卖惨”之嫌，也很难表现聋人的隐忍。如果选取一个局外的听人作为讲述者，又容易产生居高临下的怜悯。女儿木木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，她是听人，却不是一个外来者，她天生就来自聋人的世界，是沟通有声世界与无声世界的信使。她聪明伶俐，性格讨喜，帮爸爸谈生意，逗爸爸开心。她也爱着麻将馆内的所有聋人，关心他们的健康，帮他们躲过警方的突击检查。她是聋人们的掌上明珠，是他们磕磕绊绊生活里的润滑剂。有她在，斗殴场面变成了交谊舞，麻将馆也成了书香世界。

然而聪慧外向的她，却出现了两次失语时刻。第一次是入学面试，面对老师的提问，她一概以沉默应对。第二次是车祸后搬去和亲生母亲共同生活，她再次拒绝发出声音。表面上看，第一次的失语，或许是因为小马找来的“假妈妈”咄咄逼人，让她感到害怕。第二次失语，则是车祸后的创伤性反应。

但在我看来，木木真正失语的原因，是她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“健全的聋人”。她在聋人的世界里生活成长，思维模式、情感表达与看待世界的角度，完全是聋人式的。她口齿伶俐，却总是在讲话时不由自主地配上手语；她听力正常，会读书写字，却并不信任语言，而是更习惯通过观察别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来形成自己的判断。无论是上学，还有搬去生母那里居住，于她而言不仅意味着要开启充满未知的新生活，更意味着她从此要进入听人的世界——那个她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世界。在这种压力之下，还是小朋友的她，不自觉地退行到了聋人的状态，潜意识里的身份认同在此时显现在了躯体上。

木木的两次失语经历，暗示了聋人与听人之间的沟通障碍，并不只是单纯的“声音缺失”造成的，否则一台助听器或者一支笔就可以轻松跨越这道沟渠。聋人因为失聪，无法融入主流社会；因为无法融入，不被理解，从而导致了更深刻的隔阂。能够打破这道隔阂的，并不是手语这道媒介，而是听人对聋人的看见、了解与尊重。

我曾因为很怕吵，购买了降噪耳机，但使用次数并不多。因为戴上耳机后的世界太安静了，安静得令人发慌，所有的声波都被隔绝在外，如同身处孤岛。我担心听不到身后飞驰而来的机动车，担心无法察觉伸向我背包的扒手。而真正的聋人，恐怕承受的不安是我的百倍千倍。《不说话的爱》通过多重的“沟通失效”，呈现了聋人群体的生存困境。

第一重沟通失效，就是前文提到的木木面对听人世界时的失语。生理上的缺陷，让他们面对听人的世界时，既渴望融入又充满了戒备。他们的生活时刻被不安与恐惧笼罩，不得不绷紧神经，谨小慎微。

第二重沟通失效，是小马和前妻的婚姻。在这段破裂的婚姻里，并不存在一个坏人，他们婚姻的悲剧本质上就是沟通失效造成的悲剧。木木出生后，同时学习手语和讲话，并且更偏爱使用手语。父女二人常以手语交流，忽视了手语并不熟练的妈妈。在这个三口之家的小世界里，手语成了“官方”语言，能够正常说话的前妻反而成了那个被孤立的少数派。导演试图通过前妻的处境和木木的经历，暗示聋人并非只是一种生理症状，更是一种社会处境。

第三重沟通失效，发生在法庭上。安排这场审判戏固然是为了将戏剧和情感冲突推向最高潮，但同时也揭示了聋人生存困境中最尖锐的那一面：在这个依赖语言为自己辩护的场合，无法开口说话的他们，该如何为自己辩解，如何获得公正的审判？至此，影片也从讲述父女之情，升华到了一个更具有社会意义的高度。

有段时间我很沉迷舞剧，相比话剧和音乐剧，舞剧总是更能让我沉浸和动容。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，我时常思考，是否话语和文字并不是表达的必要条件？剥离了话语和文字后，表达是否可以变得更加真诚？关于这一点，《不说话的爱》通过种种对照表明了一种立场：先天失聪的人，能够理解什么是“好听”；隐忍不发的人，藏着最汹涌的情感；聋人世界里伶牙俐齿的女孩，在听人的世界里却屡屡失语；靠嘴皮子谋生的律师，却只是个插不上话的骗保工具人。

话语和文字可以矫饰，可以扭曲现实，可以巧言令色，就像影片中骗保的车行老板和猥亵女员工的餐饮店主。而爱与善，没有了矫饰与巧言，反而愈显真挚炽烈。机场厚厚的玻璃墙隔绝了声音，但那无法自控奔向彼此的跑姿，那急切乱舞的手臂，哪里还需要任何注解。